在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度经济数据中，我国经济展现出坚韧运行的态势。初步核算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57万亿元，同比实现4.7%的增长。其中，一季度增幅为5.0%，二季度回落至4.3%，整体呈现“边际改善与结构分化并存”的格局。这一数据背后，微观主体的活力状态成为决定宏观走势的关键变量。
从本质上看，宏观经济指标是无数微观主体行为的汇总结果。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活跃程度，不仅直接影响短期增速，更关乎经济基础的牢固程度。只有当这些主体真正被激活，宏观经济才能实现长期稳健运行。而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正是让市场价格信号与竞争机制有效运转，引导企业家才能和资本流向高效率领域，进而释放持久活力的前提。
最新统计显示，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然而，总量平稳之下，“K型分化”趋势愈发显著。一方面，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突破40%。以人工智能、高端装备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3%。同时，高附加值服务出口竞争力持续提升，1—5月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仍面临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困境。1—5月民间投资同比下降7.1%，降幅远超整体投资水平，显示出内生动能尚待激活。
近期，助企纾困与深化改革并行的政策“组合拳”呈现出存量延续、增量加码、落地提速的特点，在稳定经营主体预期、对冲下行压力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本轮调控延续了精准滴灌而非大水漫灌的思路，重点在于降低微观主体的生存成本，而非简单扩大总需求。
在减负纾困方面，国家延续并优化了多项阶段性优惠政策，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制造业倾斜。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继续执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央行综合运用降准、中期借贷便利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多地探索贴息贷款与数字化联审相结合的模式，部分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不过，政策落地效果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大型企业凭借完善的人力配置和信息渠道，能系统跟踪政策动态、组织申报材料，从而在政策资源竞争中占据优势。而大量中小微企业受限于人力和信息能力，对惠企政策长期处于“不知道、看不懂、不会用”的状态。当减负政策以企业主动申报为核心方式时，政策设计本身便形成了筛选机制——越是需要帮扶的企业，越难以跨越申报门槛。
营商环境改革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但不同主体的感受存在“温差”。202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权益保障框架，明确禁止所有制歧视，为所有经营主体提供了稳定预期。然而，科创企业、数字经济企业等新动能领域，更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要素流通等治理规则的完善，感受偏暖；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的中小企业更关切的账款回收、市场准入、监管公平等问题，感受偏冷。这种“温差”折射出改革在不同领域的推进速度和协调成本存在差异，如何使改革红利更均衡地覆盖各类主体，是下一阶段需要着力突破的核心命题。
综合民间投资、民营工业增速等数据，制约经营主体活力的障碍依然存在，且内部呈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第一，营商环境不确定性推高投资风险溢价。上半年民间投资走弱，与广义货币增速、社会融资规模等流动性指标并不匹配。市场并不缺资金，缺的是敢投的信心。投资决策本质上是跨期资源配置，营商环境的确定性直接决定了企业家对未来回报所要求的风险补偿水平。当前民间投资偏弱，深层原因在于部分领域准入隐性壁垒仍然存在，《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尚在推进中，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决策的变数。新动能领域方向清晰、回报可期，投资信心较足；传统领域转型路径模糊、存量竞争加剧，企业更倾向于持币观望。
第二，账款拖欠痼疾难除，中小企业隐性成本高企。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是长期制约民营经济的痛点。在部分地方财政承压背景下，这一问题有所抬头。其实质是信用链条上的风险转嫁——大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将自身流动性压力向上游中小企业转移，不仅直接占用流动资金，更扰乱了市场信用链条。在结构性分化格局中，弱势的中小配套企业议价能力有限，更容易承受账款拖欠之苦，形成“大企业占用资金、中小企业被迫承压、信用链条持续扭曲”的格局。
第三，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有待打通。顶层政策设计持续优化，但部分地方执行层面仍有落差。地方招商引资中的过度比价、税收优惠攀比，不仅让守法经营的企业产生不公平感，更塑造了一种逐底竞争的激励结构——地方政府比拼的不是谁营商环境更优、制度供给更稳定，而是谁短期让利力度更大。这本质上透支了长期制度信用换取短期招商成果，最终损害的是区域营商环境的可预期性和企业长期投资的信心。
破解上述难题，需要从改善微观主体激励结构的全局视角系统施策。结构性分化是转型期的客观现象，不可能也不应当用行政手段强行抹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消除分化本身，而在于确保分化的驱动力是效率差异而非机会不公。营商环境优化的核心，是让市场的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正常发挥作用，让企业家的才能和资本流向最具效率的领域，激活长期活力。
第一，以法治化锚定长期预期，降低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溢价。《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是重要突破，亟需加快配套法规制定，将法律条文转化为企业可感知的现实保障。三个环节不可或缺：一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刚性约束，明确“谁制定、谁清理、谁负责”的问责机制，让审查不再是弹性程序；二是涉企行政检查的程序规范，对守信企业大幅降低检查频次，真正做到无事不扰；三是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便利化，降低中小创新企业的维权门槛和成本。这些制度安排的意义在于，为企业家提供一个可计算的未来，使其将精力从应对不确定性转向创造价值。在分化加剧的时期，统一的规则比倾斜的政策更能稳定预期。
第二，以准入开放释放投资空间，让竞争成为有效的筛选机制。国家层面负面清单持续缩减，但隐性壁垒仍然存在。应建立市场准入壁垒常态化排查清理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变相设置壁垒的行为实行通报和问责。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遏制恶性竞争，让市场竞争回归产品和服务本身。《“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明确“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应以此为契机，推动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等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民间投资不是没有意愿，是需要看得见、进得去、有回报的领域。
第三，以金融创新和账款治理疏通信用传导，修复市场信用链条。一是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基础上，更注重信贷资源向中小企业有效传导，发展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融资、知识产权质押等与中小企业资产特征相匹配的融资工具。二是建立防范化解拖欠账款长效机制，对机关事业单位实行零拖欠硬约束，纳入预算管理和审计监督；建立存量账款分类处置机制；推动大型企业供应链付款周期信息披露，以市场声誉机制倒逼付款纪律。
第四，以数字政府建设弥合政策传导的信息鸿沟。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全覆盖。将技改奖补、研发补助、稳岗返还、税费减免等企业应得的奖补资金，通过数据共享和智能匹配实现自动兑付，消除申报负担。这不仅是行政效率的提升，更是政策理念的转变——从“企业申报—政府审批”的传统模式，转向“政策是企业应得的权利”的主动服务理念，避免政策红利分配不均衡加剧既有分化。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制度环境最稳定、市场规则最清晰、产权保护最有力的时期，也是经营主体活力最充沛的时期。“K型分化”是转型期的客观现象。向上的力量证明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向下的压力提醒我们结构调整远未完成。弥合之道，不在于用行政之手强制干预，而在于为所有经营主体提供同等的制度保障、公平的竞争环境、可预期的政策空间。让新动能企业继续高歌猛进，让暂时承压的企业看到出路和希望，让观望的投资者敢于布局未来，从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夯实微观经济基础。